“一老一小”是当前人口变动的突出问题，具体表现为长期的人口低生育率，以及快速提高的人口老龄化。二者也构成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的重点工作。在长期低生育率社会中的生育政策转变，需要从“降低生育率”转向“生育服务和支持”，需要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加强对生育、养育和教育的服务和支持，缓解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制约和限制，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这些生育支持的政策，有经济支持的政策，例如生育津贴、育儿补贴、个税专项减免等；有时间支持的政策，如育儿假、哺乳假等；也有劳务支持的政策，如托育托幼服务体系的建设等。 

　　最近实施的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延续了近年来关于生育支持政策的发展方向，将不同地区所实施的生育补贴政策的地方经验逐步上升为国家安排。育儿补贴是一项普惠性的福利政策，不仅为家庭中生育的二孩、三孩提供经济补贴，对家庭生育的所有子女都有普遍性的经济支持，这也是更加体现“生育平等”的。叠加考虑我国不少地区已经实施了的地方财政支持的生育补贴计划，育儿补贴能够对提高民众生育福利发挥积极作用。

　　育儿补贴制度是在低生育率社会下加强人口发展服务和支持的一项制度。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制度化的育儿补贴，有助于加强新生婴儿家庭的经济能力，构成对婴幼儿健康成长的投资，有利于切实提升家庭的生活福祉，也通过提高家庭收入增加家庭消费，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因为我国不同地区生活成本和城乡生活状况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经济收入家庭面临的需求和困难存在不同，生育补贴如何对生育率水平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育儿补贴对于生育的服务支持作用，更主要表现在重视加强对婴幼儿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助力“投资于人的发展”。特别是，对婴幼儿的健康和智力投资会对其人生历程产生累积性的影响，因此这样的人力资本投资尤其具有价值。

　　同时，育儿补贴制度对改善家庭中青年夫妇的生活具有帮助和支持作用。青年夫妇刚刚进入职场，工作-家庭冲突尤其明显，家庭财务积累也相对薄弱，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看，生育补贴等生育服务和支持是生育友好的，也是家庭友好和青年友好的。 

　　在某种意义上看，育儿补贴构成了一种专项消费补贴，有利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当育儿补贴转化为消费后，会具有相应的提高家庭消费和增加内需的积极效果。鉴于消费本身具有乘数效应，婴幼儿消费的增加会带动上下游经济产业的相关增长。家庭消费预算的改变也会带动家庭生活中其他经济开支的消费。因此，政府育儿补贴的专项消费促进不仅是一种生育福利性质的社会政策，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经济政策。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婴幼儿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增长快于育儿消费支出的增长，可能会弱化育儿补贴对改善家庭生活的实际作用。政府的消费补贴对消费者实际福利的具体效果，往往会受到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

　　多数国家和地区实施育儿补贴政策往往并没有显著地提高人口生育率，这也说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所以，我们需要开展系统性的制度建设，才有利于充分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考虑到生育和儿童培养的总成本，例如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的估算，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是53.8万元，在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养育成本更是高达100多万元。这也说明，育儿补贴作为单项的生育支持，其对于家庭生育和儿童养育成长的支持作用，仍然是比较不足和需要不断提高的。

　　健全人口发展的服务支持，应该结合国情、因地制宜，逐步扩大育儿补贴的范围和水平，例如从增加3岁以下婴幼儿的经济补贴开始，逐步支持学龄前儿童、学龄期儿童的服务支持，以及加强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建设，从而持续改善民生。以建设国家和地方的育儿补贴为着力点，持续推动对家庭生活的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支持，有利于不断完善人口发展的服务支持体系，也有利于国家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

来源：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报》总第1967期4版，2025年9月12日。转自“复旦任远”。